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虽然已经时隔千年，但打仗耗费的钱粮依然是巨大的，后勤保障依然是重要的。
李准思虑得很深，在他看来，乱匪在琼南纵横，摧州毁县，粮草物资必然劫掠一空，清军要就地解决后勤问题，除了再度劫掠，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全靠异地转运，困难很大，成本太高。所以，要在琼南用兵的最好地点便是崖州，府库和民间的粮草物资比较充足。
但陈文强委婉拒绝，李准自然知道他在崖州的根基和影响，又有急速扩充的商团、民团，强硬的命令或许有用，但执行起来肯定大打折扣。因此，李准希望最好能得到陈文强的配合，甚至希望他能负担一部分的军费开支。
而陈文强的强硬自有自己的底气，李准也心知肚明，不敢轻易开罪。所谓朝中有人好作官，陈文强的底气便来自岑春煊的重新得势，不仅开始发起针对庆亲王、袁世凯的打击，更把“洋务娴熟”的陈文强当作旗帜，希望他作出一番成绩，为岑瞿联盟增添人望和名声。
要说到玩政治，奕劻、袁世凯、瞿鸿禨、岑春煊等人都可谓是老奸巨滑，手段灵活机变。先是奕劻、袁世凯作了手脚，把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而且“毋需来京请训”。而岑春煊显然是不愿意去云贵那种穷地方做什么总督的，因为这将使他远离权力中心。
所以，岑春煊开始在上海称病不行，随后在瞿鸿禨的秘密操作下，岑春煊假装从上海出发，前往汉口。走到半路，岑春煊突然来了个大转折，乘火车“迎折北上，坚请入对”。
岑春煊的突然到来，使得当时本就紧张的枢廷气氛更加的具有爆炸性，大家都在揣测对方的下一步棋将会如何发展。不出意料，在瞿鸿禨的帮助下，慈禧太后很快召见了岑春煊。
老太后和岑春煊相见，谈起当年蒙难之时，未免唏嘘了一阵。慈禧太后想起当年岑春煊亲自跨刀立于在破庙门口整夜看护自己的往事，也颇为的动情。她指着光绪说：“我常和皇帝讲，庚子年要是没有你岑春煊，我们母子哪来的今日啊？”于是岑春煊乘机向太后表明自己的“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请求开去云贵总督之任而留在都中效力的意思。慈禧太后听后，当即就表示：“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总不会亏负于你！”
很快，岑春煊从云贵总督任上开缺而获任邮传部尚书，这也标志着瞿岑联盟的正式建立。岑春煊还没有上任，就来了个大动作，他把矛头直指其第一下属，邮传部侍郎朱宝奎。一个未到任的长官将自己的副职革职，这种事情在中国官场历史上实属罕见，但朱宝奎就是被革了。首战告捷，岑、瞿声势大盛，隐然有独揽朝政之意。
得知岑春煊重新得势后，陈文强马上写了封亲笔信，请其代为说项，由他接办长期亏损的汉阳铁厂。在信中，陈文强信誓旦旦地表示将筹资五十万改造并扩建汉阳铁厂，并保证在一年内使其扭亏为盈。
对于汉阳铁厂，陈文强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汉阳铁厂，也不是他唯一觊觎的目标。
关于革命是在珠江流域发展有利，还是在长江流域更为有利，在复兴会内部是早有争论的。虽然陈文强在琼州找到了楔入点，并且干得相当不错，但复兴会的渗透发展却不局限于琼州，而是全面地在国内铺开。各省分会陆续建立，首先便是在宋教仁等人所钟意的湖湘地区。
对此，陈文强自然没有意见，毕竟革命爆发于一地，还需要四处响应，才能形成声势。但他所禀持的是以工商为基、稳固发展，就象在上海那样，择机择地开办工厂企业，以此为基，再大力拓展。比如在昆明与王鸿图合资兴办的发电厂、电灯公司，在南通与张謇合办的纺织公司，还有各地专卖药品的经销网点，都是复兴会拓展扩张的根基。
而从起初的独力、独资经营，陈文强已经转向了合资、入股、收购、并购等多种方式。国内各地具有代表型的工厂企业，自然也是他的目标，包括当时在亚洲首屈一指的汉阳铁厂。
如果能接手汉阳铁厂，则意味着随着陈文强的经济扩张，复兴会的势力也将大举进入湖湘之地，意味着琼州的事务在告一段落后，湖湘可能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这对于宋教仁等湖湘人士来说，是殷切期待的事情。对于陈文强来说，掌握汉阳铁厂则是自己迈向重工业突飞猛进的一大步。与此相比，在崖州的炼铁厂也只能算是起步阶段的尝试了。
对于陈文强的请求和保证，岑春煊不仅考虑到两人的私谊，还有本身势力的壮大。北洋大臣袁世凯，现在管理汉阳铁厂的工部侍郎盛宣怀，曾经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后来一个继承了李的军事事业，一个继承了李的经济事业。但袁世凯野心很大，为了扩张个人势力，趁着盛宣怀丁忧，派亲信唐绍仪和梁士诒接管了铁路和电报事业，从盛宣怀手中抢了这两个肥缺，又虎视眈眈地盯着盛宣怀手中剩下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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