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要君前失仪！”
看着众臣错愕的样子，张居正沉声说了这么一句。
文渊阁中的大臣们这才是各个站起，按照平日的顺序分列两边，这屋中的气氛变得平静下来，看着又恢复到皇帝刚进来的时候。
谁都能看出来万历的情绪已经很低沉，已经闹到了这样的地步，刚才更是将太后娘娘这尊大神都抬了出来，难道还要继续争下去吗？
争，和皇帝闹僵了绝无好处，不争，要真是皇帝下旨，在天津也推行平安牌子，那万万不能。
商税一事，明初山西为下属某县县令请功，因为该县收取商税超过了额度，并且大为增加，但请功的文报发到京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却认为此人太能盘剥，判了个流放西北。
自此之后，上下官员对收税该如何应对，就有个大概的判断了，税赋过重为苛刻，不收少收则为体恤民情。当然，田赋是不能少收的，在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眼中，耕田的百姓平民缴纳田赋捐税，这是天经地义的。
大明立国前后，四下战乱，民生凋敝，地方上破坏的极为严重，工商业上也的确收不上什么税赋。
到了弘治年的时候，民生已经恢复元气，经济繁荣，工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当时秉承的政策和明初没有什么区别。
有杭州地方官收税，只在衙门门口摆下一张桌子，一个箱子，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和一本账簿，箱子是个半开口的木箱。
贴的告示是请杭州商户自行在账簿上登记生意进出，然后朝着那箱子中丢进银钱算作缴税，桌子和箱子旁边并无人看守，全凭个人的自觉，没有人是傻子，这套家什在衙门门口摆了三个月，一共收上七百文钱。
这等像是笑话的举动，却被时人交相称颂。认为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事迹相提并论——唐太宗李世民放死囚回家和家人团聚，然后死囚在约定的期限内都准时回来，李世民大赦了他们的事迹。
这门前自愿自行缴税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君子不贪钱财，不苛求百姓的美德，成为一时的美谈。
历经正德、嘉靖、隆庆到如今，收取商税，必然被称为是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禽兽之行，反之则是让民生安乐君子之举。
唯一还有些效力的商税收取，就是自杭州到京师这条大运河上设置的七个税关，船只过税关都要进行货物查验，按照所载货物的价值进行收税，可这七个税关徇私贪墨极为的严重，更别说许多货物都是通过免税免检的漕船来运输，压根收不到什么。
商税税制败坏，形同虚设，前期有前期的原因，到了中后期，却又有不同，大明南方有远超北方的经济繁荣。
这种经济繁荣又带来了教育程度的提高，江南的富农给子女提供的教育程度，北方往往要中小地主才能做到。
教育程度又决定了科举成绩的好坏，这又决定了在官场中江南人士的多寡，尽管科举取士有南六北四的硬性比例，但身在高位的文官大佬，几乎都是南人出身。
高官往往意味着他家里的富贵，即便家里短暂不能富贵，他也需要来自家乡的人脉和财力的支持。
换句话说，大明中上层官员往往都是出身于江南的富贵阶层，而这个阶层的繁荣富贵，是和工商业分不开的。
或许在初始的时候是依靠土地进行剥削，但真正的增长是在工商业繁盛起来之后，江南大富之家，或许不是大地主，但肯定是大商人和大作坊主。
他们和海上贸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也是商税的税基主体，所以商税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碰触的底线。
收取商税，就是对他们切身利益构成了损害，任何试图进行这个举动的人都被视为敌人，都会面临整个江南士绅阶层的压力。
这个阶层，他们的子弟不断的成为大明中枢的高官显贵，不断的维护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又依靠着这个维护不断的膨胀，然后周而复返，成为了一个不能碰触的利益集团。
谁去谈收取商税，谁就是个这个阶层为敌，谁就是和从这个阶层出身的高官显贵们为敌，如果从这个阶层所涵盖的人群来看，说是和天下士子为敌，和天下文官为敌，或许牵强了些，但绝不能说是错误。
这也是大明朝廷派出税监、矿监、织造等等内监前往各地，为内库搜刮收取钱财，各地的文官总是前赴后继的进行斗争，要知道这些敢于斗争的文官并不是什么清廉之辈，他们平日搜刮贪墨的钱财并不比这些宦官们少多少，而且宦官们搜刮的还有些入内库花在公处，这些文官们搜刮的则是尽入私囊。
可每次有这么出来斗争的一人，全天下无论朝野，舆论肯定是偏向这文臣，什么铁骨铮铮，风骨凛然的评语纷纷加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此人维护了士绅阶层的利益
为什么权倾天下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总是谈天下财赋总有定数，只是清丈土地，改革农业的赋税徭役，而不去触碰油水要丰厚许多的工商业，因为他也不敢与这个阶层为敌。
士绅即是官绅，有功名者无需缴纳赋税，土地这一块国家已经无钱可收，可商税也不能动，否则就是公敌，一代代的下来，工商地主，江南士绅已经成了在大明帝国身上吸血的怪物和寄生虫，他们越繁荣，大明得不到任何好处，甚至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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