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粹的几句话正中儒家要害，同时也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看待工商等实业？
儒家源于周公，成于孔子，是以封土建国的生产方式为基础，贵族根据不同的等级拥有土地，履行义务，要的是各安其份，不要乱来，所以特别重视礼，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礼仪，经济和政治相适应。所谓礼不下庶人，本意就是指不要求庶人按照贵族的礼仪标准，因为庶人不具备这样的经济条件，负担不起。
礼仪是很烧钱的，穷人玩不起。
但儒学真正诞生的那一刻，其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已经崩溃了。其后几百年的乱世，儒家一直没有实践的机会，不是因为各国的君主愚昧，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理论根本不适合乱世。乱世之中，保命为先，需要大量的钱粮来维持军队，哪有闲钱去搞那些复杂的礼仪。
儒学在汉代登上政治舞台，是因为汉代实现了大一统，国内的战争骤减，有了摆排场、讲礼仪的本钱。就像汉武帝，短短的几十间就将七十年的积累消耗一空，弄得经济近乎崩溃，一方面固然是作战的消耗大，另一方面和他讲排场也分不开，甚至可以说，他为了面子浪费掉的钱比作战的消耗还要多。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不讲经济的政治都是耍流氓。在这一点上，儒学先天不足。一方面讲究礼仪要花钱，一方面又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刻意务虚，鄙视从事实业的人，时间一长，财政困难必然出现，绝无例外。
东汉也是如此，因为崇儒，各种礼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讲究，最典型的就是厚葬。儒家重孝，厚葬就是孝的体现，权贵如此，普通百姓也不例外，谁也不肯被人说是不孝子孙。汉代的厚葬风气之浓别说普通百姓承受不起，就连小康之家都吃力。官员荷包吃紧，手中的权力自然而然的成了生财工具，没有权力的百姓因丧致贫也就成了常事，无奈之下，只能卖地卖房，也从另一个角度加速了经济的崩溃。
孙策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提出重视工商。重视工商促进了经济发展，也给儒学那一套提供了土壤，这几年讲捧场的人越来越多，婚丧葬娶，各种讲究层出不穷，奢侈之风渐涨。有着儒学背景的官员不仅不提高警惕，反而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有不少人推波助澜，制定各种新礼。
这让孙策很苦恼，他这么努力，可不是为了修坟造墓，或者为后世的考古提供素材。
经济发展有其规律性，在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后必然会进入平缓期，但奢侈之风却并非如此，人的欲望是个无底洞，一旦成形，会加速发展，直到侵蚀政权的根基，吞噬整个社会。二十一世纪还有不断有人提醒民众警惕消费主义，儒学却是鼓励这种风气——即使本意并非如此。
从这一点上来说，路粹说原有的儒学是自掘根基一点也没错。不解决这一点，孙策的新政终将是昙花一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理论上将新政与原有儒学之间的区别说清楚。
众人面面相觑，不少人把目光转向了孙策。他们没想到会讨论到这个问题，一点准备也没有。
孙策心中欢喜，脸上却不露声色。他之所以不是直接下诏说明，而是让他们来讨论，就是希望通过讨论这种方式取得共识，以后执行起来才顺利，就像他让荀彧自己去想一样。他提供思想碰撞的机会，引导方向，但他不会轻易给出答案。
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来推动改革看起来效率高，效果却往往不好，很容易流于形式。
“大家一起议议，孤觉得文蔚所言有待商榷。”孙策添了一把火。
见孙策没有支持路粹，反说路粹有不足之处，陈琳等人立刻有了底气，开始据理力争。杨修、刘晔却看得明白，暗自叹息。陈琳的诗文虽好，毕竟是书生，没听出孙策的言外之意，他要成为路粹加官朝爵的垫脚石了。
杨修的感慨更深。他已经明白了孙策的心意，司马防是救不了了，务虚而伪，他就是儒学不足之处的典型代表，孙策要改造儒学，针对的就是他这一类人。
激烈的争论并没有立刻解决问题，反而引出了更多的问题。孙策随即提议，让路粹、陈琳将各自的意见写成文章，印成报纸，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路粹、陈琳战意正旺，一口答应。
孙策不仅挑动路粹、陈琳打口水仗，鼓励他们写文章互相辩驳，更引入更多的人参与讨论。
与上次讨论王莽之政与吴国新政的异同一样，路粹再一次充当了火力输出，只不过上次是对外，这次是对内。他接连写了几篇文章，辨析吴国新政的继承与发展，力证吴国新政并非简单的儒学传承，而是质的飞跃，甚至可以称为一门新学。
路粹提出了玄学的概念。
玄学之前已经出现，最初的提倡者就是路粹的老师蔡邕，不过那时只局限在学术圈子，在学术圈外影响不大。路粹将吴国新政正式命名为玄学，算是将玄学这名新词带出了学术圈。
路粹知道自己没退路，如果不能让玄学站稳脚跟，并和旧学划清界限，他就是儒门的罪人。在孙策的默许下，他火力全开，纵论新学、旧学的种种不同，其中不可避免的提到了儒学标准很高，可行性却不足，导致很多人为了名声，不得不矫饰作为，造就了无数伪君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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