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店的装修是在夜里关门后，两人自己动手完成的。所以八七年开春的头三个月里，黑白忙碌的程木滨几乎没有了思念和担心媳妇儿的空隙。等到理发店涨完价步入正轨，他算计着预产期差不多的时候，就和小孟商量着，预支了六百块钱赶回家去。
离家半年，媳妇儿和岳母倒也无恙。只是因了营养不济，怀孕的香秀面色黄瘦，程木滨把网兜里的罐头打开端给了岳母，拿开媳妇儿手里织的半截毛衣，沏了碗麦乳精递了过去。
找村委会开了证明，拿户口本儿去乡里照身份证。上海的派出所要求办理暂住证，没有身份证是不行的。等到了乡里负责人说不能给你办理，程木滨纳闷了公社都改成乡了，时代变了怎么办身份证还要讲出身成分吗？负责人说你们家去年的公粮和提留都没交呢，交完了才能照身份证。把公粮折成款项和提留交了八十多块钱，这才把身份证的照片给照了。
晚上回到家，债主们闻着味儿似的都上门来了。程木滨给他们分去了三百五十块钱，答应剩下的钱半年内还清，剩下一百七十块钱等着媳妇儿香秀生孩子。
几天后儿子出生了，瘦的比墙角窜出的老鼠大不了多少，不过哇哇叫倒也欢快。当接生婆说恭喜你孩子是个“带把儿的”这句话时，程木滨心里如同一块石头“咚”地落在了地上。
从城里出城到村子不过五里地的路上，不下十几处墙上有“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好”的类似标语，先前对生女儿的担心变成了喜悦。跑到爸爸和奶奶的坟上烧了纸，一来要告诉爸爸和奶奶家里续上了香火，二来过年没在家，算是补上给老人的纸钱。
半个月后，他拿到了写着自己程木滨仨字的居民身份证。默默地拿着身份证望了好久，半夜醒来还看了两次。这时才真正地感觉到，他是芸芸众生中平等而不再是低人一等的一员，他才是属于这块大地的子民，这一天他等了二十二年。
然而在他幼小心灵中植下的自卑的雾霾，已经侵入他的骨髓，一张身份证是远远驱散不了的。心理的病毒抽丝般离开他的躯体，还得需要几十年时间。
回到上海，程木滨和小孟一起把发廊做成了南市区档次最高价格最贵的理发店。每天晚上、每到周末人头攒动，两个外地小伙子在上海滩挣到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两年多的夜以继日，小孟有了一万五千多块钱，程木滨除去还账和家里的开销，也有了四千块钱的存款。
俏上海发廊的生意，让多少个发廊羡慕的要死呢。可是八九年的春季，小孟和程木滨却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离开，离开这个解决生计开了他们钱路的店铺。
那个潜逃国外的电风扇厂长，成了他俩人生财富启蒙的“一句师”，厂长的话让他俩在闭灯后的夜里探究了三年。厂长把理发店说成了一个攒钱的地方，而挣钱尽管不知道在哪里但绝不是在这里。厂长还说将来有一千万才算真正的有钱人。
脑袋里住进了欲望的魔鬼，两个小伙子早已经等不急了。
他们不明白大学生为什么停课，只知道《新民晚报》上看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孟要去广东做批发洗发水的生意，去实现他十万元的梦想。二十多年后两人再次产生交集，在杭州最高档的别墅区，小孟用“一个别墅换回了八个别墅”。
虽然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门路，程木滨也决意离开理发店，把自己再逼上一把。要想富得快，最好做买卖。从早到晚地在上海街头游荡，神经发烧的他一心要找个好买卖，也要像小孟一样挣到十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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