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升一把抱住程木滨说四年不见，想、想死我了哥们儿。刘东升哈哈笑，程木滨眼里滴出了泪。
拉着程木滨一起去吃早饭。吹一声口哨儿挥一下手，刘东升叫上了两个小乞丐四人一起走，拐弯抹角来到了一处街角的甜沫老豆腐摊前。
八十年代中期的铁佛城全城也就七八个个体早餐摊儿，这个离车站最近也是先前两人乞讨时经常混吃喝的地儿。倘若去光顾国营粮店开设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油条早餐店，是十有八九没得有好果子吃的。除了顾客没吃完剩下的，在国营早餐店里几乎得不到施舍。
背着风在墙角找个地方坐下，刘东升给四个人每人要了一碗甜沫和一碗老豆腐，外加各三个大窝头。一张小桌子瞬时被吃食排满，四个人风卷残云片刻间消灭殆尽。其它吃早餐的人们看着两个年轻人带着两个小叫花儿，又是这等吃相，都投来奇异的眼光，不知四人何方神圣是也。
刘东升说这次回来有两件事：头一件是要找些人去深圳做建筑工，木滨你一起去吧，我在那边儿蹚出了门路咱一块儿挣大钱。程木滨说你挣钱我、我相信，可我不能去建、建筑工地太危险，我这条命儿是我、我们家四代独苗儿，生下来活、活下来都不容易，我要好、好好活着派大用场。
刘东升说我还要在爸爸的坟前立碑，他老人家一辈子罗锅儿腰人前抬不起头，我要在村里第一个立碑，让他在地下把颜面争回来。程木滨说干脆连你爷爷的碑也、也立了吧，你爷爷是咱村儿头一个砍杀日本鬼子的。
刘东升把二十块钱放到了摊主手里，说大叔别找了。二十块钱相当于七八天早餐摊的利润，摊主没认出两个长成小伙子的小乞丐，直到多年后又获赠两间门店，才对今天的事了然。
“你给钱抛得高，就像张飞战马超”，“你给钱扔得矮，好像八仙来过海。”，两个小乞丐唱着程木滨刘东升原创的要饭歌儿，高兴地跑开了。
刘东升也不商量，拉起程木滨走进了两层楼的国营铁佛百货商店。百货商店就在离火车站几百米远的地方，刘东升和程木滨熟悉的很却从来没有进去过。店里的顾客稀稀拉拉，宽大的木柜台后边营业员低头织着毛线衣，一声同志没人理，二声同志抬眼皮，三声同志缓缓起身小声哼。每月固定工资，卖不卖货与她没有关系。从袜子、鞋、裤子到上衣、围脖和帽子，刘东升一应俱全地给程木滨置办了全新的一身。
人配衣裳马配鞍，穿上新衣裳的程木滨倒也相貌堂堂，就是毛衣袖子开了的毛线跑出了袖口儿，有点不协调。
买完衣服，两人到城里唯一的铁佛红日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又一人一张单身照。
刘东升确实是挣钱了，从八二到八六年在深圳的四年多时间里，挣了六千多块。
初去时前两年是在工地上当小工，推砖拉车扛水泥，一把子力气什么都能干。夏练三伏后背晒得红通通爆了皮，南方冬天还好没有北方这般寒冷。一年四季一身衣服，春夏秋冬吃住在工地上。工地没建之前，睡离地半尺散着潮湿味儿道的草棚子。工地起了框架后，就随意地窝在在建楼一角睡下，随着工地进度不断地闪转腾挪，任它夏天蚊虫叮咬冬日凉风嗖嗖。
别人回家过年了，他没有家就留下来看守工地。从工头儿那借来部双卡收录机，独自一人拿一瓶酒，对着起伏着彩色烟花的天空放歌：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发生转机是缘于一次被骗。
那是到深圳的第三年。一个新工地挖建筑地槽，挖出的上千方土方需要运到三百米以外的空地上。机械车不够用只能用人工推车，刘东升和另外四个伙伴正好接受了这个任务。
土方包工头第一天让五个小伙子推土没有分配数量，而是数车数，十个小时下来记住了五人的总车数六百二十车，即平均每个人一天推了一百二十四车。
第二天早上包工头儿发了话：每人一百三十五车，谁推完谁下工不论几点。有了定额后小伙子们拼命地推起来，早干完早收工，结果就有人九个小时推完了一百三十五车。
第三天早上包工头儿又发了话，仍旧谁推完谁下工，只不过车数改成了一百五十车。结果是即使干的快的也用了十个小时，因为最后实在是累的推不动了。而干得慢的干了十二个小时，推到最后腿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一回到住处，五个小伙子胡乱往嘴里塞点东西，乏得倒头就躺下一点儿也不能再动弹。
因为是日工，这样超负荷的工作并不多拿工钱。几个人去找工头儿理论一番，也没起作用。最后咬着牙挺了二十三天，五个人终于将小山似的上千方的土推完了。
等最后一天去结账时，包工头儿和工地儿提前结完账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去找建设方，不是没人理就是不给好气，事实上他们或许是真的不知道包工头儿的去向。四天后，刘东升骂了一句他心里最大的诅咒“饿死他一家子”，就再也没有时间耗下去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几个人再去找工地儿干活儿，不论工钱多少只要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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