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条约咱们不能签！”
那时候，他刚一看完那份条约，立马便惊出了一身冷汗，把条约扔到了高武的手里，没等高武看完，便连忙对着刘忠然急声道。
他的话刚一说完，高武三两眼地把那份合约看了个大概以后，便也紧跟着皱眉劝道：“司令，这份条约要是签了，华夏可就真的完了！我看，我们都退出了内陆了，干脆也别管和谈不和谈的了，干脆就在香港这隐居吧！”
说完，啧了啧嘴，有些焦虑，怕刘忠然真要签了这份条约，高武还忍不住坚定了语气，又劝了几句，“总之，司令，我们决不能继续跟日本人谈判呀！我们可不能真像那些人说的那样，真去做了卖国贼！”
彼时，刘忠然只是从高武的手里收回了那一份条约。毕竟，山野给了他七天的时日，他当时不说话，他们摸不准他的想法，便也只能在煎熬中等待他最后的决定。
“说实话，当时的我，对刘忠然还是十分有信心的。毕竟早在抗战开始以前，在进到国民政府从政以前，我便偶然识得了刘忠然。并在其后的日子里，我在与他的交谈中，与其引为知己。甚至，在我当初刚刚产生了要从政的想法时，还是他亲口鼓励了我。”
于是，整件事的最后大致也便是如此了，刘忠然决定签下那份条约。要不然他和高武，今天又何至于背叛刘忠然，重新找上秦非正？
话说起来有些唏嘘，就连陶佑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口口声声说着“要为华夏之崛起而披荆斩棘”的人，最后会同意签下那份卖国条约。
在无数次同高武的探讨中，他们不得不承认，人，是会变的。
彼时的刘忠然已经完全受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或者，他当然也可以选择拒绝日本。但此时的他已经全然不被内陆的任何一个组织接受了，拒绝日本以后，他奋斗了将近半辈子的权力，便将全部化作须有。
在曾经爱过的初心和掌控在手里的权力比起来，终归还是权力更重。于是，哪怕明知是卖国，刘忠然也仍旧是铁了心要去做。
“他同我和高兄不一样。就好比喝毒酒。我和高兄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刘忠然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把它喝完。”陶佑垂眸，神色讪讪，“他一心想要成为日本建立的‘新政府’的首脑，我和高兄已经无力再去劝说。”
或者，那时候的刘忠然还在自欺欺人地想，“只要新政府还是由华人来做首脑，那么，华夏就只能是华夏”，但是他们却知道，要是跟着刘忠然再这么继续错下去，不论是华夏还是他们，都只能是死路一条。
陶佑嘴角的笑意有些嘲弄，“就像是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又好像已经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
他没想过要卖国，最初从政的时候没有，从国民政府出走的时候没有，今后也没有打算要有过。甚至，刚跟着刘忠然离开的时候，听着有些文人把话骂得难听，他还自比傲梅忍辱负重，但现在想来，其实实在是他和高兄两个自己太蠢。
“最沮丧绝望的时候，我也想过干脆用死来寻求解脱。有时候和高兄两个坐在一起，谈起现下处境，便总觉得只能是研究下该用何种死法。”
“投水？触电？自戕？”陶佑自嘲般笑着摇了摇头，“大抵是我和高兄这两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知道内陆如今还有许多如同当初的我们一般懦弱的人，想着能不能用屈辱的和平来赢得一时的安宁，我和高兄便又在刘忠然和日方签订条约的当天逃了出来，一路躲着刘忠然的追杀，想来再见见总司令最后一面。”
“也没想着在犯错以后，总司令还能庇佑我们，我们之所以逃出来，一是想将刘忠然集团的具体所在位置告之总司令，二便是想将此事公之于众，予想以‘和平’来结束战事的人们一个警醒。”
说完自己想说的最后一句话，陶佑觉得有些口干，沉重的肩膀却是轻松了不少。
锦颐瞧着陶佑和高武两人，其实想说，如今铁、民、产已经联手，未来的华夏，只有鬼子求着华夏别打的份，而绝不会再是华夏跟着鬼子后边求爷爷告奶奶。所以，刘忠然代表不了华夏，他签不签订那份条约，根本便与华夏没有任何威胁。
但她瞧了瞧两人一副心愿已了后，俨然卸下担子后的坦荡模样，到底是没有说出什么。
正如陶佑说的，华夏的军人可以冲在前线去打败敌人，用命去拼一个盛世，但华夏军人的心血，却决计不能被辜负！
在华夏获得战争真正的胜利以前，她再不希望听到有任何华夏一方势力的掌权人、或各行各业的重要人物，率先低下自己的头颅，做了投靠鬼子的汉奸了。
“秦先生怎么看？”锦颐稍稍侧过了头，瞧了瞧仍然拧着眉的秦非正，难得好脾气地问道。
秦非正向锦颐点了点头，也没准备在锦颐这个盟友面前去隐瞒什么，“我们华夏的同胞们，确实是应该要认清日本企图亡我华夏的狼子野心和刘逆的卖国贼嘴脸，让那些身处在抗日阵营里，却对日本和所谓的‘和平’仍旧抱有幻想的糊涂人赶紧丢掉幻想，明白‘求和之路，就是死路’，头脑赶快清醒起来，坚定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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